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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書睿的宣教故事(上)
五月二十五日＿國度復興報「心靈之窗」版文章 網址http://www.kingdomrevival.com.tw/home
（本篇為完整原版）


彭書睿，三十一歲，台北人。東吳大學畢業，主修英文。兩千零三年初加入「忠僕號」福音船，開啟了一個特殊的人生，經歷五年七海縱橫的環球之旅，目前在世界福音動員會台北辦公室服務，也同時進行幾本書的寫作。



一句話開始的驚異奇航

兩千年剛服役完，就在一個條件優渥的網路公司工作。然而，從工作挑戰中也認識社會的現實面，和自己的不足，我開始思考什麼路才是「神所喜悅的道路」。離職後買了一張機票，就自以為瀟灑的去出國流浪，一方面想藉著認識世界來發現自己，另一方面，好像是約拿一樣，躲避那從心裡來的呼召。回到台灣的生活常軌後，在繼續進修或工作的尋求與實踐的過程中，上帝引導了一條意想不到的路。

第八屆青宣，義務的做大會講員的招待，卻是一個影響我一生的轉捩點。這位國際學生團契（IFES）的總幹事Lindsay Brown布朗弟兄，在他離開的前夕，跟我天外飛來問了一句：「你聽過DOULOS（忠僕號）嗎？」原來他將近三十年前也曾經在最早的福音船「真道號」（LOGOS）上服事過一年的時間。他的眼光，就是希望像我這樣的台灣年輕弟兄姊妹，出去體驗、成長、受挫，就好像他當年一樣。

之後就是歷史了。隨著一個我自己預想不到的劇本，由一個看不見的天才的導演指導，我一直沒有發現，自己是如此的入戲。還好他當初問了我，不然，我不會踏上這個生命之旅。


平凡人不平凡的旅程



兩千零三年初離開台灣，一路顛簸的飛到了甘比亞登船。這是個不論在地理或心裡位置，都在地球上最遙遠的一個非洲小國。

當時，跟我同期加入這個行列的人，總共有三十八個人，來自二十多個國家，年齡從十八歲到四十來歲。每個人都對於一切感到新鮮，我不用說了。一個在台灣教育體制下長大的年輕人，進入了一個國際宣教機構，每天在用英文的環境中，跟五十多個國家的人一起工作、生活、配搭。這不打緊，船一路從西非，進入地中海，到中東，我們的時空是以每兩三個星期到另一個港口、國家的節奏在變換，說有如電影般精彩刺激，還真不為過。


對於服事態度真實的考驗

然而，對於「宣教」浪漫的綺想，從一開始就已經有了現實的震撼教育（REALITY CHECK）。我的起步，就時從廚房裡洗碗開始的。不管你之前做什麼事業，任什麼職位，來到了這裡，我們就是要從謙卑的功課學起。在登船之前的受訓，就知道對於自己的工作，沒有太多的選擇，不是廚房打雜，或是在機房內享受三溫暖，還有在甲板上漆油漆，就是在書展裡搬書、擋人、抓小偷。

不知道是不是「華人就該會做菜」的刻板印象，我就這樣進入了膳食部門。想做三百人吃的東西，大展伸手？慢慢來，從切菜洗碗扛米袋開始，還有很多被看不起的機會。對於像我們以前有工作經驗，甚至在管理階層歷練過的人來說，這個四十度的廚房就是一個磨塑驕傲性格最速成的教室，而那些堆積成山，待洗的碗碟刀叉，就是你最好的老師。

這艘船的名字就是「忠僕號」希臘文DOULOS，沒有人能來坐大爺或是少奶奶的。每一個人，都得捲起袖子服事做粗工。這也是在訓練一個服事的態度：「我雖是自由的，無人轄管；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，為要多得人。」（歌林多前書 9:19）而這個態度，真的能決定你的高度和氣度。四年後，就算我擔任整個媒體公關部門的主任，仍然參與各式各樣粗重體力的工作，以及人潮管制、各個福音事工的出擊。甚至後來每次的航程，在許多廚房同工暈船的時刻，我都自願回去煮大餐給全體同工吃，一時還蔚為佳話，替台灣口味打了點名聲。一開始在態度上的操練，絕對是正面的影響。



神的事工不曾停止

「忠僕號」一九七八年六月從當時西德布萊梅港出發後，是沒有真正停止的。我加入的時候，船已經七海遊蹤歐、亞、非、美各大洲將近有一百個國家了。船的歷史本身就是一個奇蹟的見證，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，三次換東家，面對過無數次狂風暴雨，這艘一九一四年建造的「老祖母」，到今天仍然有力的航行著。而那艘一九一二年首航，號稱「就連上帝都沈不了」的鐵達尼號，就成了負面教材最好的對比組。原本只想待一年的我，參與這個「奴隸船」越來越有心得，時間雖飛逝，但不會覺得浪費，很多真實的感受是深深的烙印在腦海裡，成為我旅程中精彩不可磨滅的章節：



戰爭的傷痕



李奧納多迪卡皮歐主演，二零零六年的電影「血鑽石」，就是以獅子山共和國為背景，描述非洲許多國家不斷的戰爭，背後所牽扯的利益糾葛。

我在西非甘比亞加入「忠僕號」之後，第一站就是從甘比亞，航向獅子山的首府自由港（FREETOWN），那個時候是二千零三年二月，戰爭結束才一年。從一九九一年開始的內戰，據估計成千上萬人的因此而死亡，更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流離失所。一個一百萬人口的城市，沒有乾淨的飲水，沒有一塊完整平坦的道路，沒有一個心裡平靜安穩不帶仇恨的人。那天上午「忠僕號」福音車穿越過他們的市區，我看到的是叫賣的小販，赤腳奔跑的孩子，牲畜沒有方向的亂闖；最深刻的一個場景，是親眼見到有人失去雙腳，坐在一塊板子上拖著自己爬行，要不就是有人「兩袖清風」的失去雙手在路上漫無目的的走。具當地人的描述，在戰爭的時候，反抗軍和政府軍都無所不用其極的殘暴方式對待自己的人民，用私刑的，強暴的方式，都是想證明「我是最無情的」。在戰爭裡面，似乎沒有一個人能保有他片刻的天真。

這樣寫實的場景對我的震撼教育，是和閱讀時代雜誌、聽聞CNN完全不同的，因為那樣的絕望和死亡的氣息是如此的貼近，我幾乎是被迫著思想神的恩典，和人的無助的衝突性，還有，對我來說，這是什麼樣的意義？


後信仰時代的歐洲



二零零四年，「忠僕號」從地中海一帶穿過土耳其的伯斯普魯斯海峽到黑海東歐，再回直不羅陀海峽到達到英倫三島，然後整個西歐的不同國家，我們幾乎拜訪了「歐盟」所有的同班同學和準考生。若是沒有到過德國與土耳其兩個國家，沒有在賽浦路斯遠望土耳其佔領區，就不會瞭解為什麼歐盟遲遲不願意開放她的邊界跨越小亞細亞。若是沒有在北愛爾蘭倫敦得理的街道上駐足，看著泣血控訴的行動藝術，沒有在愛爾蘭都柏林的街頭聆聽「一天我們將會成為一個國家」的統戰歌曲，我就不會真正明白恐怖組織的政治動機。

然而，對我來說真正的學習，可以分幾個部分。一個課題概括廣義的說，在歐洲大陸看到基督信仰的消逝。這包括信徒會友的流失，年輕人不再認同上一輩的信仰，每個人的決定都需要被尊重的時代，在每個城鎮禮拜天教堂的鐘聲，就顯的格外刺耳。教會建築物不斷的「觀光化」「市儈化」，就是對於信仰另一種形式的解構。教堂裡來往的人潮，不是信徒而是觀光客，越是「香火鼎盛」越是諷刺礙眼。教堂裡的音樂有如天籟，但卻是不同的團體借用場地，做為「文化」、「藝術表演」的舞台。許多宣教機構和教會領袖慎重的呼籲，歐洲絕對是這個世紀的宣教工場。好消息是，他們的危機意識已經轉化為行動，不只是在教會的內部做出迎向社會變遷的改革（雖然已經感覺像是亡羊補牢），更重要的，有不同的有志之士，試圖尋找和這個時代對話的方式，從藝術、體育的角度出發，或重新聚焦，投資人力、物力和資源在造就新一代的基督徒身上。

另一個重要的課題，是歐洲的新移民所帶來的影響。譬如穆斯林的社群，不斷的從這些歐洲國家的前殖民地回流。他們生養眾多，次文化架構顯明，在工作場合、學校、公領域都明顯的引起右翼聲音的不滿。而民意如流水，以傳播理論中沈默螺漩說來論述，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一個聯合在一起的歐盟，內部會是一個更混亂的社會經濟體系，因為很多事情，沒有聲音的人並不代表沒有意見。今天順了穆斯林的意，明天印度背景的人抗議，後天猶太背景的金融鉅子決定抽腿…我們可以現在就開始為歐洲代禱，從瞭解他們開始。


中國人啊中國人




從愛丁堡賣新鮮蔬果的連鎖雜貨店，到馬達加斯加小港塔瑪它的麵店；從義大利熱內亞的成衣暢貨中心，到蘇丹沙漠邊緣的輸油管工地；從印度洋中的法屬留尼旺島，到德國南部火車都到不了的小鎮 — 他們的身影就在那裡。中國人啊，中國人。他們的面孔是模糊的，他們的身手是勤奮的，他們的態度是不信任的。他們來自五湖四海，也流落至五湖四海。「忠僕號」不論到哪裡，我們都會接觸到怪腔怪調口音的華語，漁工、偷渡打工的、留學的、做生意的、老華僑的，還有更多根本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離鄉背井的。從一個角度來說，就是開放後的中國，一個世代的縮影。

一次，幾個同工被邀請上了一艘正在卸貨的貨櫃輪船唱卡拉OK，在一個離家不能再遠的他鄉，我陪河北來的大副唱了一曲外婆的澎湖灣，乾了一瓶青島。我發覺他們不需要聽你說什麼，他們需要有人聽聽，他們想說什麼。

「忠僕號」每個星期天，都有派隊到不同的教會或聚會點去分享見證、傳遞負擔。我在世界各地，也因此可以用第一手的角度觀察了海外華人教會的景況。因為身份之便，弟兄不是什麼大牧師大講員，也因此，可以真實深刻的參與到一些芝麻蒜皮的甘苦，招待我們的牧者、傳道人，甚至只是教會裡面單純的弟兄姊妹，每一個人都有說不完的故事，每一個教會，也都有不同的掙扎和值得感恩的見證。從巴黎、鹿特丹、布達佩斯、馬爾它、杜拜，到沙巴、汶萊、吉隆坡、墨爾本、首爾，五年下來，真的可以專門針對華人教會之現狀與挑戰再寫一本書。


我感謝主，讓我不用參加華福會或任何的機構，就可以對所謂的華人事工，有了一些既廣且深入的看見。我沒有特別要做這樣的事工，但因為語言和血統，責任自然交拖到我的肩膀上。換具話來說，這是我們這一代華人基督徒的使命，不能逃避的。『因為你擁有的多，所以應該更要付出』一點也不錯。（下期待續）